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李 开

分类:本刊推荐 发布时间:2017-07-06 09:26 访问量: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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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开.“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和启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5):107-113.

Citation:format:LI Kai.The Focu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 Value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5):1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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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开,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理论。

 

“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和启示

李 开1,2

(1.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是其合法性和普适性问题。这场争论使人们学会更加辩证地看待西方“普世价值”,扫清思想观念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误区,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普世价值;话语权;合法性;普适性

The Focu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bate over“Universal Values”

LI Kai1,2

(1.College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233030, China;2.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This debate which focuses on the legitimacy and universality of “universal values” helps people cultivate a dialectical view on universal values.It can clarify some misconceptions about deepening all-around reforms, fortify self-confidence and faith in the path,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 beneficial to cultivating people’s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universal value; discourse power; legitimacy; universality

近十年来,国内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和新闻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普世价值”旷日持久的争论。总体上,对“普世价值”的看法基本可以分成两种对立的观点:赞成“普世价值”的一方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是超越文明、超越历史、超越国界、超越政体的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因此,中国应该接受“普世价值”;反对方认为,不存在绝对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应该称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应该总结中国经验,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体来看,反对西方普世价值逐渐成为主流话语和主导立场。这场“普世价值”之争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话语权力之争的表现,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渗透与反渗透之争,也是关于国家未来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之争。

参与争论的学者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分别探讨了“普世价值”的源起、内容、实质、表现、危害和对策等等,其中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法性问题,即是否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第二,普适性问题,即是否存在对所有国家所有人都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是否应该承认并接受“普世价值”;第三,“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是什么。随着这场争论的持续深入,学者们就“普世价值”的一些问题逐步达成共识,比如,在对待西方“普世价值”的态度和方法上,广大学者都主张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辩证地看待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博爱等价值观念,既不宜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这场为时已久的争论似乎还没有终结的迹象,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不管是否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也不管是不是应该接受“普世价值”,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普世价值”已经进入了各种话语领域,值得深入探究,特别要把“普世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格区分开来。不论从学术话语层面,还是从国内、国际政治话语层面来看,“普世价值”之争本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值得深刻反思。

一、论争的源起

(一)国际背景

“普世价值”之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出现与特定时期的国际国内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复杂的关联。从历史的角度看,“普世价值”之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冲突在当代的表现。信奉“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们认为,近代以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受益于“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思想的启蒙作用,他们预设了现代工具理性的普适性,无视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文明,而且他们还不遗余力地长期在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方式推行他们的自由民主模式,最初主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入侵弱小国家,然后实行殖民统治。在后殖民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等方式取代了大规模的武装行动,但实质上还是奉行“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霸权主义行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最突出表现,而霸权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是话语霸权。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精心打造的、新型的话语霸权形式。在中国和平崛起之时,美国政府开始加强“普世价值”在对外文化战略中的作用。例如,《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明确“‘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1],这显然也是美国长期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技术革命、文化多元化、民族国家复兴等浪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反而给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话语变体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各国市场的开放扩大,美国政界、文化界、学术界以及新闻媒体把一整套西方的价值观打包成“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兜售,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图,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突出表现。自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全球各地推行以美国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之下,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end point of mankind’s ideological evolution)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2],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具有不可超越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部分受西方思想文化浸染的学者,把上述西方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方面的价值观念不经批判地全部介绍到国内,在国内大肆宣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言人,颇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设置了思想上的障碍。

(二)国内背景

从20世纪末开始,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在国内传播西方的“普世价值”。国内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99年杜维明和袁伟时在《开放时代》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访谈文章《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他们在访谈中认为世界多元化应该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承认和分享诸如法制、民主、人权、自由、宪政和理性等最基本价值[3]。这篇访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多关注,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但是,2000年以后,宣扬“普世价值”论的文章逐渐增多,大都认同了西方的价值观,并给这些价值观贴上了“普世”的标签。例如,2005年袁伟时在《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一文中声称“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4]。普世价值论演变成一个学术争论事件肇始于《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一篇述评。2008年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作了一期关于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的专题报道,编辑部在第一版发表了一篇述评,其中一段文字引起了学界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5]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这篇文章会掀起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

其实,在此之前,一些关于“普世价值”的报道和学术文章就见诸于国内媒体,根据在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2008年以前约有50多篇讨论“普世价值”的文章。例如,2007年《南方周末》就刊登过两篇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一篇是《什么是普世价值》,另一篇是《立足民族特色拥抱普世价值》。其中大部分文章对“普世价值”并没有认识清楚而只是一味地宣扬“普世价值”的好处,并认为中国应该认同并接受“普世价值”。但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集中爆发出来,众多反对“普世价值”论的学者参与了讨论,从而形成了对“普世价值”论的声讨之势,继而促成“普世价值”论成为影响深远的当代社会思潮。在人民论坛网2010—2015年的6次中外十大社会思潮调查评选中(参见表1),“普世价值”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曾成为2011年度最受关注的社会思潮,“普世价值”论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学术研究课题。目前,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索到700多篇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在读秀网也搜索到大量涉及“普世价值”的图书、期刊文章、报纸报道、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这进一步印证了人们对“普世价值”论的持续的关注度。

     

起初,“普世价值”之争主要是政治话语层面的道路之争。宣扬“普世价值”的学者认为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价值观念就是所有国家都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未来发展应该认同并接受“普世价值”。批判“普世价值”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并没有普适性,“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不存在超越历史的、阶级的、适合所有国家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来,“普世价值”之争又上升到哲学话语的高度,探讨了一般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的实质和意义,具体分析了价值论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的内涵。有的学者认为,对“普世价值”的所指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加以具体区分对待,并指出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可以有三种涵义:“普遍共享的客体,普遍追求的目标和结果,以及普遍遵循的规则和规范。”[6]所以,“普世价值”的实质最终取决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主体,“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的生命普遍性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意味着某种人的个性和特殊利益的绝对统治;意味着人们对自己普遍权利和责任的自觉担当,不意味着取消多元主体和剥夺人的个性;意味着它是人们相互尊重、理解、交流和合作的基础,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任何人制造霸权、专制、迷信、强迫和恐惧的借口”[6]。这样的思考虽然淡化了“普世价值”之争的意识形态性,但更加客观、更具有辩证性和建设性。

二、“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

总的来看,争论的双方主要从本质主义出发从各种角度阐述了各自关于“普世价值”的主张。根据对现有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出,他们的阐述模式一般是先叙述“普世价值”产生的背景、原因和过程,然后阐述什么是“普世价值”,接着分析“普世价值论”的影响和危害,最后提出应对策略。其中,大部分学者重点讨论了“普世价值”的实质、危害以及应对策略,集中批驳了西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霸权主义行径,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么何谓“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普世价值”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一)“普世价值”的合法性

“普世价值”争论的关键不是“普世价值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能否成立的问题。“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建构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然后才被赋予合法性。有学者指出,价值和价值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普世价值”论中的“价值”并非价值而是价值观[7]。实际上,人们对“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理解,由于立场、价值判断标准和社会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多分歧,这种分歧继而成为“普世价值”之争的主要根源之一。维基百科英文版认为:“如果一种价值观对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8]这样的定义未免有些宽泛,其实并没有说明“普世价值”在各种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涵义。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人们对“普世价值”有不同的理解。除了宗教神学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外,人们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道德伦理、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话语层面。承认“普世价值”的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解读: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某事物很有价值,那么它就具有“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有理由认为某事物很有价值,那么它就具有“普世价值”。可见,“普世价值”的合法性存在主要取决于主体的建构,只要主体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普世价值”就可以合法地存在并被利用和传播。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性概念,“普世价值”的价值只不过是一个具有任意性的能指符号,其所指则不断地滑移,并受制于具体的社会话语环境。所以,参与论争的大部分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普世价值”。

肯定“普世价值”存在的学者指出,“普世价值”的存在应该满足3个条件:“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普适性),即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不变性),它不是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是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是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普遍必然判断)来表述的。”[9]显然,满足这3个条件的绝对永恒的“普世价值”是很难独立存在的。但是,这两位学者预设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认为“普世价值”“存在于普遍的共同的人性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普遍化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9]。也有学者认为,“存在于不同人类群体道德信条和实践上跨文化的相似性”[10]证明了“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不断地被人类言说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郑永年教授认为:“普世价值当然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11]批判“普世价值”论者并没有全部否定“普世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否定了“普世价值”存在的绝对性和普适性,他们认为没有世界通用的、抽象的、绝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存在受制于历史、阶级、国家和民族等具体因素。例如,周新城教授曾严肃地指出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的普适性“是自封的,并不真的就是普世性,其目的就是想借口‘普世性’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 [12]。汪亭友认为“普世价值”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有阶级与宗教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对具体的价值认同与评判有很大的差异,自然也就没有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观” [13]。由此可见,争论双方的焦点是“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和合法存在的条件与形式的问题,而不是“普世价值”自身的存在。客观地说,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本身说明人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它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因为“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其实是占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强势话语的人为规定性,所以需要警惕借宣扬“普世价值”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的做法。

在“普世价值”的争论过程中,大部分国内学者都批判了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其实,所谓的“普世价值”自身充满了反讽,根本无法证实自己的普适性和合法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可以说,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尽管如此,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反讽之处在于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等理念在他们自己国家并没有完全实现,至少可以说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遇到了许多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推行“普世价值”者企图在中东地区按照美国模式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以铲除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然而,民主改造计划进展得很不顺利,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非但没有成为中东国家民主的样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厮杀的疆场,造成了中东混乱的局面。当前,在欧洲难民危机中,西方所奉行的“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也暴露无遗。所以,有学者一阵见血地指出:“西方推动的所谓‘普世价值’给中东带来了灾难,给欧洲自身带来了难民危机。”[14]美国《独立宣言》开篇所宣称的人人享有自出生以来不可剥夺的平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无法得以全部实现,因为最初这里的“人人”并不包括美国的少数族裔。在美国,虽然奥巴马总统是黑人后裔,但少数族裔依然受歧视甚至被虐待,基本人权很难得到保障。例如,在2014年,美国黑人青年布朗无辜遭白人警察枪杀,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抗议游行,至今还未平息。而且,黑人遭枪杀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美国的政治民主如今也变成了极少数财阀和政治世家的政治游戏和权谋。所以,学者们都普遍认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能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二)“普世价值”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支持普世价值论者往往以抽象的人性论和价值论为理论基础,认为“普世价值”是一些跨地域、国界、种族、文化的人类共享价值,是人类共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关系到人的本质和尊严[10],宣扬“普世”和坚持“特色”并非水火不容,民主宪政和中国国情并不矛盾。这些主张往往忽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无谓地追求同质化和统一性。有的人还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中国已经接受了“普世价值”。例如,中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十几个国际公约,那就表明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此外,他们的立论依据还有中国近年来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的发展理念都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常用的例证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有人从实践论的角度反驳说,世界上某些大国的霸权主义行为“并不表明关于‘普世价值’的思想和言论是错误的,而表明我们应当建立和健全能够保证‘普世价值’充分实现的机制”[15];而且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民族、国家、阶级等层面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普世价值”。所以,中国“应积极创造条件,开掘自己的社会资源,果敢拥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以更快的步伐走向文明的未来”[15]

批判“普世价值”的学者普遍认为“普世价值”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16],宣扬“普世价值”论者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即“树立西方治理理念和制度模式在世界的主流地位,并将之强加给中国作为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的武器,借以打倒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使世界价值观念趋同化或一元化”[17]。侯惠勤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18]。有的学者认为“普世价值”仍然是美国实施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19],“普世价值”是多重学术外衣层层包裹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和政治诉求。还有的学者指出:“普世价值”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概念,从一开始它就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色彩”[20]。所以,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创造了经济奇迹,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更多保障。

三、“普世价值”之争的意义和启示

侯惠勤教授指出,“普世价值”论争的本质“不是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中国是否要搞‘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21]。参与“普世价值”论争的学者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反西方价值观渗透,防和平演变,反对西方霸权主义,为了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这场争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和启示。

首先,“普世价值”之争廓清了关于“普世价值”的种种迷雾,帮助人们认清了“普世价值”的本质和宣扬“普世价值”论的企图,并强化了对国家发展道路和方向的认识。有助于扫清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观念上的认识误区,有助于人们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助于帮助人们学会辩证地看待“普世价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只是特有的,并不是绝对真理,其所谓的普适性也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在全世界有目的地推销这一套理念则是一种话语霸权主义行为[22]。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全部否定“普世价值”对世界文明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其次,参与“普世价值”之争的各方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危机意识都十分强,但有失于偏重于“破题”,往往忽视如何“破解”。李德顺指出“普世价值”之争“固然触及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却由于在理论前提和问题关节点上缺少必要的沟通、澄清和共识,未能引起更加深入的、建设性的思考” [6]3。那么,破解“普世价值”之争的重点举措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真正凝聚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真正体现了中国精神,而且也是“共同价值的具体表现”[23]

第三,应该增强和扩大国内学者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4]这同样是国内关于“普世价值”之争所面临的窘境之一,虽然国内学者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但其声音还没有完全传到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既然我们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主义和行为,那么,如果我们仅在国内进行批判,批判的效果和目的就不能完全实现。目前来看,国内批判“普世价值”的声音很少传递到西方,笔者使用了多种英文学术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只找到少数几篇国内学者批判“普世价值”论的文章;另外,国外媒体对“普世价值”之争的报道也很少。例如,2010年英国的经济学人网站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普世价值”论战的负面新闻,这篇文章报道了论战的前因后果,并认为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25]。这样的报道极具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歪曲了国内“普世价值”论战的真实情况。2011年美国一份关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的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普世价值”争论》(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Values in China),该篇文章只是综述了“普世价值”之争的背景、产生的原因、意义和焦点[26]。这样的文章还仅限于中国各界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未能真正传播中国声音。2013年,美国的《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Social Sciences)上刊发了一名中国学者的学术文章《“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质》(“Universal Values”: Spread in Chinaand the Essence),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普世价值”的内涵、源起、传播过程以及实质[27]。文章作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学者批判西方“普世价值”的声音传达到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开拓精神。

此外,“普世价值”论之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普世价值”的相关问题,恐怕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西方“普世价值”的负面作用,所以还应该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这场争论的积极作用,消解争论的消极影响。还应该说明的是,学术争论要表现出一定的包容精神,应该多鼓励学术自由,多倾听不同的声音,辩证地看待“普世价值”,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平等对话,避免无谓的攻讦和指责。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和批判“普世价值”论在政治、社会、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和运作机制,随时应对在“普世价值”论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自觉抵制“普世价值”论在各种话语领域的渗透,防止“普世价值”论的再次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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