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论”视角下的国际产品内分工研究

分类:本刊推荐 发布时间:2018-04-25 19:15 访问量: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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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朱燕.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论”视角下的国际产品内分工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3):65-71.

Citation formatZHU Yan.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er-periphery theory of Marxism [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8(3):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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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燕,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461451395@qq.com。

 

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论视角下的国际产品内分工研究

朱 燕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世界体系出现了发达和不发达同时并存的南北格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世界经济体系分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和不发达的“外围”,运用“中心-外围”和“经济剩余”等经济范畴辩证地分析国际分工格局。在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视角下,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中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而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只能被动地切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利润分享不平衡。因此,外围国家必须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摆脱依附型发展,更公平地分享利用国际产品内分工优势创造的经济剩余,实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跃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理论;经济剩余;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 fromthe perspective of center-periphery theory of Marxism

ZHU Yan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global value chain has formed, 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take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the main carriers,and the world system becomes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pattern. According to the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by the Marxian, and they use the economic surplus and other economic categorie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international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capitalist countries have mastered core technologies and occupied high value-added link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underdeveloped peripheral countries can only engage in low-value-added link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so the profit sharing is uneven.Therefore, peripheral countries must actively carry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et rid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share profits more equitably, and achieve a leap forward to the global high-end value chain.

Key words: center-periphery theory of Marxism; economic surplu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国家垄断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的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并组织生产,利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世界体系出现了发达和不发达同时并存的南北对立格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现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世界体系中国际分工格局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形成了以“中心外围”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保罗· 巴兰、冈德·弗兰克、阿吉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劳尔·普雷维什等都运用“中心外围”理论对发达和不发达现象作出了经典分析。他们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现状将世界体系分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和不发达的“外围”或“边缘”,秉承马克思的“劳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的分析范式,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形成了“中心外围”和“经济剩余”等经济范畴,并以此来分析当今世界经济国际分工格局形成的根源。

一、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思想

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率先完成工业化和科技革命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输出,实现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它在国外能获得更大的资本增殖。“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适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1]随着以资本全球扩张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同国家因为国际分工的不同和利润分享的不平等而被划分成发达的“中心”和不发达的“外围”。

“中心外围”思想在19世纪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萌芽,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家们秉承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以此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根源。

(一)马克思的“中心外围”思想

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包含了“中心外围”思想。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以机器的发展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机器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同作用形成了以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而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分析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以及因为机器的发明和进步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发展。“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3]519“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3]520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中心外围”思想,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是不发达的“外围”,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依附于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并为后者服务。

(二)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家的“中心外围”理论

1.普雷维什:技术进步的中心更多地分享结构性剩余

1949年,劳尔·普雷维什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心外围”理论。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中,外围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中心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世界经济体系被分成两个部分:“大的工业中心”和“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根据这种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格局,处于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不断进步、资本不断扩张,而外围的落后国家则处于附属地位,服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普雷维什认为,技术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技术进步产生于中心,并倾向于把由此带来的愈来愈高的生产率的成果集中于中心。”[4]38“技术进步的成果只有一部分被转移给为数有限的劳动力。……更高的生产率成果中未被转移的部分构成剩余。它主要被在物质领域集中了大量资本以及地产的社会上层所占有。”[4]40普雷维什提出了结构性剩余的概念,把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成果中没有被劳动力分享去而是逐步落到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的部分称为结构性剩余。大量的劳动力不能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增加收入,没有被转移的那部分成果留在了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普雷维什指出:“对生产资料所有者来说,这部分成果不包括在根据他们的能力、创业精神、活力以及他们所冒的风险等因素而获得的企业家劳动报酬之内。”[4]58

这种结构现象导致了分配的不平衡,中心凭借其技术优势和霸权地位,过分地榨取外围的经济剩余,从而有损于外围的积累。由资本主义中心主导的跨国公司在创造剩余和转移剩余方面日益活跃,从而成为榨取外围收入的活跃的代理人。

2.巴兰:经济的发展源于经济剩余是否被合理地生产性利用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最早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剩余理论”,并具体分析了实际经济剩余、潜在经济剩余和计划经济剩余。巴兰认为,“中心”和“外围”的分化,即发达和不发达问题取决于世界剩余产品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以及经济剩余是否被合理地生产性利用。现代不发达国家的落后源于经济剩余的转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把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的和现在生产的剩余的一部分掠走,不可能不对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5]。巴兰把日本和印度作为典型代表来论证经济剩余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印度因为资源丰富在发达国家的殖民扩张中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剩余被大量转移并被英国殖民者吸收,因此印度经济的依附性非常强,得不到自主发展;相反,日本因为资源的匮乏而没有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避免了殖民控制,保持了独立性,大量的经济剩余被用于本国的生产性投资,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工业化发展。巴兰指出,经济全球化下的剩余吸收,源自于资本的国际输出,通过对外投资获取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被不断地转移到母国,从而加剧了“中心外围”的不平衡性。

3.阿明: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不平等交换导致分化

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心国家内垄断资本的兴起也导致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因为它而出现了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生产率相等情况下的工资差异,并在外围国家中组织起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6]在中心国家,与生产率增长相适应的工资增长造成了利润率的下降。因此,中心国家只有通过资本输出寻找获得高利润的方式,在外围国家获得较高的剩余价值率而劳动力报酬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外围国家因为吸收了大量外来资本,国内市场变得狭小。因此,外围国家要想发展出口部门,成本要低于中心国家的同类产品,本国工人工资率很低,给外来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率却很高。世界市场上的不平等交换导致大量经济剩余从外围流向中心。阿明认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扩张,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使得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中心”和“外围”的差距会拉大。

4.弗兰克:“宗主—卫星”结构下,不发达的卫星是宗主发展的工具

冈德·弗兰克在《不发达的发展》中,把“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表述为“宗主—卫星”结构,指出不发达的卫星都是一种工具,宗主从“自身的卫星榨取资本或经济剩余并且把这种剩余中的一部分输送到一切都成为其卫星的世界性宗主中心去”[7]165。和巴兰的观点相类似,弗兰克指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因为资源缺乏没有被卫星化而实现了工业化,相反拉丁美洲和俄国却因为资源丰富被卫星化,过多的经济剩余被转移至宗主国。多斯·桑托斯、阿吉里·伊曼纽尔、恩里克·卡多佐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对发达的“中心”和不发达的“外围”、剩余价值的转移和吸收、不发达的依附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论证。

从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思想中可以看出,技术要素是“中心外围”差距的根源,拥有先进的生产工具、掌握核心技术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资本对外扩张,利用外围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分工的优势组织生产。通过国际分工优势创造出的经济剩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却产生了不平等的分配。在国际市场上生产的大量经济剩余被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占有并转移回本国,相反外围国家却失去了资本积累的机会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中心和外围的格局持续存在,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二、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品内分工

()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

18世纪60年代国际分工形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科技革命的产生,国际分工的方式不断变化,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逐步演化。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生产并出口工业制成品,外围国家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这是典型的产业间分工。随着中心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成本的高涨导致了资本利润率的下降,中心资本向外围输出,外围也开始生产并出口工业制成品,从而形成了产业内分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不同工序也开始进行国际分工,从而形成了国际产品内分工。

20世纪80年代,国际产品内分工飞速发展,发达国家将产品生产中的低端制造、加工和组装环节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以生产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体系。当前,产品内国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典型形态,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上,发达的中心国家主导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而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只能被动地从事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加工。因此,当代国际分工的特点是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导、发展中国家大量中小企业参与其中的产品内网络分工。发达国家通过外包、垂直FDI等形式将产品价值链上的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加工贸易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

国际产品内分工是生产布局的区位选择,其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对外输出,由资本主义中心主导的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生产,即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产品内分工,通过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分工,实现在母公司的研发和设计,在拥有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的子公司进行加工制造生产,从而实现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第二种是价值链的整合,并购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外企业,或是建立战略联盟,使被并购企业从事特定环节或工序的生产。价值链的整合者一般是技术拥有者,是由拥有资本的中心国家主导的,被整合的从事组装加工制造的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围国家的企业。产品内分工的两种实现途径均是由具有技术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主导的,而不发达的外围仅仅是被动地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

(二)国际产品内分工双重性分析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视角来看,国际产品内分工具有明显的双重性。首先,在生产力视角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配置资源,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分工协作,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跨国公司利用外围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将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分布在具有成本优势的地区,从而获得比在母国更大的经济剩余。但是在生产关系视角下,利用国际分工合作优势产生的经济剩余,在技术密集型环节生产者和劳动密集型环节生产者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掌握技术的中心国家更多地占有经济剩余。

同时,对不发达的外围国家来说,国际产品内分工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不发达的外围国家提供技术和资本,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因为跨国公司是技术和资本的所有者,所以超额利润被跨国公司转移回母国,外围国家则失去了技术创新所需的研发资金。罗纳德·缪勒在《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中指出:“用以谋求研究与发展的资金不断流入外国企业手中。经过一段时间,当地企业不仅不能获得进行竞争所需的机械技术,更重要的也许是不能获得那种只有通过经验才能积累起来的、为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人的技能。最后,本国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所并吞,就是不得不向跨国公司的技术申请许可证,今天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7]239从长远来看,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外围国家的发展能力被限制和束缚了。因此,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中心”和“外围”格局下,“外围”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依附性。

三、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中心”和“外围”形成的原因

()技术因素是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中心外围差距的根源

在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视角下,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是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是由技术进步推动和主导的。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掌握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环节的中心国家因为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技术的进步形成了工业生产优势,而处于外围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因为技术的缺乏被迫服务于技术中心,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制造等环节的生产。技术发达的中心国家对外进行资本输出,首先源于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业化生产。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资本因为生产工具的改进而不断增殖,持续地再生产剩余价值,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基金积累,进一步维护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因此,技术因素是当今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形成的根源。

(二)经济剩余的转移导致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中心”和“外围”差距持续扩大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的“中心”和不发达的“外围”的经典论述可以看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即经济剩余由发展中国家(外围)持续向发达国家(中心)转移,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丧失了生产性发展所需的资本。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资本向外围扩张,在外围地区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环节或工序的生产,通过成本的降低和分工的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扩大可转移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不断地被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吸收,外围国家的积累能力被剥夺,没有足够的自主积累基金投入生产性活动,只能重复性地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零部件加工、成品的组装生产,没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生产的发展只能依靠资本主义中心的再投资,经济剩余再次被转移。因此,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剩余被持续转移回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导致“中心”和“外围”的差距持续扩大。在当前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如果不摆脱依附型发展,实现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外围国家经济发展将长期依附于中心国家的资本。

(三)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是导致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利润分配不均的原因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实际上的从属,劳动分工的优越性成为资本的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在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中,劳动者成为局部工人,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私有财产,资本实现了对劳动的绝对控制。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的变化,外围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国际分工中,外围国家主要是生产并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而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获得剪刀差;在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形势下,外围国家开始参与工业制成品某一个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但仅仅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和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因此外围的劳动依然受中心资本的控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中,掌握技术的中心国家的资本实现了对外围国家劳动的控制,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优越性成为中心国家的资本所有者生产并转移经济剩余的手段。随着发达的中心对经济剩余的占有和积累,更多的资本将被投入到外围国家市场,资本进一步控制劳动,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挤占劳动力,造成外围国家劳动力相对过剩,出现大量失业,在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出现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会进一步降低在子公司加工、组装环节的劳动力的工资,从而造成外围国家贫困的加剧。资本正在越来越快地取代劳动,实现“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控制”,这种控制超越了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中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控制,这种控制随着资本输出扩散到全球,实现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资本对外围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和转移经济剩余。

四、外围国家跳出“国际产品内分工陷阱”的路径选择

在当前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主导国际产品内分工,利用技术优势实现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控制,并大量吸收和转移经济剩余,实现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而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则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零部件加工和组装环节切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大多数外围国家被牢牢地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非核心零部件的加工、成品的组装生产,只能依附性地发展,从而落入“国际产品内分工陷阱”。发展中的外围国家要想谋求本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采取措施跳出国际产品内分工陷阱,以创新引领,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迈进,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实现自主发展。

(一)以技术创新带动全方位创新,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

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外围国家要想跳出“国际产品内分工陷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由国际产品内分工生产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迈进,从而更多地分享国际合作创造的利润[8]。只有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掌握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才能摆脱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依附,才能把经济合作产生的经济剩余留在国内并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发展。创新技术、加强研发、扩大自主知识产权,并通过技术的创新带动管理方式、营销方式等全方位创新。创新管理方式、实现组织的优化管理,创新营销方式、创立国际品牌优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育高端的智力人才和管理人才、培育企业家精神。外围国家通过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摆脱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实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跃进。

(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工资水平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下,外围国家的劳动力长期从事简单加工、组装劳动,造成劳动工人的片面发展,技术创新的能力、从事复杂劳动的能力并不强。因此,外围国家应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者进行复杂劳动的能力,促进劳动工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不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泉,而且为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外围国家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可以在国际产品内分工链条中分享更多的利润,提高本国资本积累的速度,较快的资本积累反过来也为技术创新提供基金。由此,处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外围国家进入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三)积极培育内生价值链,由依附型发展向自主型发展转型

在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视角下,“中心”和“外围”不是固化的,而是随着技术的变化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动态发展的。在由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主导的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中,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因为技术和资本的短缺,只能被动地低端切入外生的全球价值链,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因此利润分享能力较低。要想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外围国家不能固化在原有的全球价值链条中,而应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人力资本投资为重要抓手,积极培育内生价值链,由依附型发展向自主型发展转型[9]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6.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苏振兴,袁兴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蔡中兴,杨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42.

[6]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2.

[7] 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M].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 江三良,李攀.技术进步、后发优势与经济增长 [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8):25-31.

[9] 周健,丛松日.从“两个大局”到“一带一路”:从服从发展到主动发展[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6):115-119.

                                                                         (责任编辑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