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阿拉伯之春与西方输出民主的溃败

分类:本刊推荐 发布时间:2019-01-10 20:48 访问量: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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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ation format:GUO Guoshi.The Arab Spring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exporting democracy[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8(11):141-148.

    本文引用格式:郭国仕.阿拉伯之春与西方输出民主的溃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11):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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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郭国仕,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E-mail:guoshi36@163.com。


阿拉伯之春与西方输出民主的溃败

郭国仕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2.龙岩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西亚、北非的民主溃败是由西方民主制度本质决定的,因为西式民主在对象国确立的逻辑前提是稳定的国家秩序和国力的增长,而这一切西亚、北非各国并不具备。同时,西方民主本质上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排他性、分裂性、扩张性民主,这种民主模式一旦和西亚、北非的分裂性社会结合,必然带来对象国的民主溃败。只有斩断西方民主制度与西亚北非社会状况的耦合,并结合西亚、北非各国的实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是西亚、北非民主建设的唯一选择。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输出民主;民主溃败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exporting democracy

GUO Guoshi1,2
(1.The Marxism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2.School of Marxism,Longyan University,Longyan 364012,China)

Abstract: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is determined by the essence of the western democracy.The success of transplanting the western democracy starts from the premise of the stable state order and the stead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But the states of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can’t provide them.Essentially,the western democracy is a kind of the exclusive,disruptive,expansionary democracy which is cored on the individualism.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the disruptive society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it will br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Cutting down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western democracy and the disruptive society,abandoning the attempt to transplant the western democracy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in them are the sole choices of the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Key words:the Arab Spring;exporting democracy;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


2003年起,西方国家先后在中亚以及独联体国家发动了“颜色革命”,紧接着又在西亚、北非掀起了“阿拉伯之春”。西方民主大肆向他国输出,似乎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令许多西方民主崇拜者欢欣鼓舞。然而,“阿拉伯之春”爆发不到5年,这些国家便陷入政局持续动荡、经济凋敝、社会分裂、安全缺乏保障的困境中,不少国家甚至骚乱、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一场声势浩大的“阿拉伯之春”俨然变成了“阿拉伯之冬”。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民主输出”为什么遭到如此巨大的失败呢?对此,学界给出了不少精辟的分析。可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早已让中亚和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饱尝恶果,为什么输出民主战略仍能屡屡得手,而又屡屡出现民主溃败呢?对象国的民主溃败与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内在关联呢?本文试图从对象国的内外环境出发,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切入点,考察对象国民主溃败的内在根源,指出输出民主的溃败在于西方民主制度本身,进而对西式民主再批判,以提高对西方输出民主战略的警惕。


一、输出民主的逻辑及其失败的内部成因

“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是西方输出民主战略的政治产物,西方输出民主战略是一个分裂性、扩张性、掠夺性的战略,其战略本性受制于西方制度的本性,西方制度是建构在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个人主义是这一制度的逻辑基石。西方制度的资本本性决定了其战略的侵略性、掠夺性、扩张性,因此,西方国家必然制造各种修辞借口,利用一切手段,向他国进行制度输出。在西方分裂性、扩张性、掠夺性的制度体系和战略手段双重作用下,西亚、北非的对象国必然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冲突、民族仇恨、宗教矛盾等困境,引发民主溃败。西方输出民主在对象国的溃败首先是输出逻辑假设的失败,它的失败与输出民主的战略手段及其所带来的恶果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输出民主起始逻辑来看,在西亚、北非,西方国家频频以各对象国内部的政治、社会矛盾为由,不断加以放大,掀起“阿拉伯之春”。输出民主的理由大致如下:一是权力专制或“独裁统治”,统治权力长期未更替。例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从此次突尼斯抗议群众的呼声来看,他们将矛头直指本·阿里总统及其家族。无独有偶,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群众示威的口号也是直指几十年在位的老总统(或老领袖)及其家人。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换代和继承问题才是导致西亚北非剧变最重要的原因”[1]。二是政治通道堵塞,人民利益偏好表达的空间和渠道缺失,人民没有“自由、民主、平等”等权利。三是政治黑暗,腐败丛生,贫富分化严重。输出民主抓住这些矛盾,以此为突破口,赋予民主各种救赎承诺,掀起民主变革之波,颠覆现行政权。在他们那里,只要赋予人民以民主、人权,实现政权的“民主”更替,就能消除社会不平等、腐败等问题,实现民治、良治的目标,人民便可获得自由、平等,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美好前景就能到来。这一逻辑理路就可以化约为:实行西方民主—人民可以自由地挑选满意的领导人—领导人将受制于民众的利益偏好,美好的前景自然到来。于是,西方民主被吹捧为“普适价值”、救赎的“灵丹妙药”。

在这一逻辑假设中,西方民主是救赎的工具和逻辑起点。很显然,输出逻辑已经诱使对象国的人民相信,民主是解决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实现利益偏好的救赎工具,有了民主,民众就可以实现可欲的目标。可是,当我们深究这些可欲的目标时,不同的群体却大相径庭。根据群体的不同,可以将对待民主的工具性态度简单分为3类:第一类,普通大众,这部分人数最多,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状态,生活在社会最下层,受尽社会压力困扰,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把民主作为实现基本利益表达和维持生计的工具。第二类,权力追求者,这部分人曾是既得利益者或利益集团的上层,甚至不乏有现行体制中的政客,他们对当前政治现状不满,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统治权力之外,难以利用权力获取利益。这部分人常奉西方民主为圭臬,试图利用西方民主打碎权力垄断,获取权力,实现私欲,这部分人一旦得到权力,便摇身一变,成为新的专制者,他们可称作“别有用心的人”。第三类,中间阶层,这部分人一般是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一般都奉行“骑墙派”的态度,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指向。一旦现行权力对自身利益有利,他们便支持现政权,一旦现政权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便与“别有用心的人”搅在一起,推翻现政权,捞取利益。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一部分人均把民主看作实现自身的利益偏好的工具。

利用利益矛盾,挑唆和煽动普通民众是输出民主达到目标的关键手段。输出民主能否成功达到目的,关键在于能否掌握普通民众的意识导向,煽动普通民众。为此,西方国家抓住对象国政治、社会、文化中矛盾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抓住普通民众关注的或关系民众根本利益的焦点问题,如民族、宗教、腐败、贫富悬殊等,加以放大,丑化政权,激化矛盾对抗。然后,不断鼓吹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普世性”,完成输出民主的救赎伪装,骗取民众的支持,通过一波又一波的街头行动,推翻政府,掌控对象国。

既然民众是西方输出煽动的最主要对象,那么民众对民主的工具性期待内容是西方民主输出成败的关键性要素。其实西亚、北非的普通民众期待“民主”,只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实现幸福、安宁。他们并非把民主作为一种精神或价值加以追求(或者可以说,普通民众还未达到这一境界),换言之,普通百姓并非是为了民主而民主,而是要用民主权利改变日益恶化的生存境况,实现生活的稳定、安全、富足、幸福,即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2]170。因为西亚、北非长期存在宗教、民族、文化等严重的矛盾和冲突,社会问题突出,贫富分化严重,对于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当前最根本的是寻求稳定的生计,也只有这些最起码的生活价值实现了,才谈得上追求更高的价值追求。于是,“民主”能不能巩固,关键在于植入西方民主后民众能否得到他们希冀的目标。

人民生活状况的保障依赖于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增长,而西亚、北非的对象国并不具备这一基础。按照输出民主的逻辑假设,只要有了民主,就能消除专制、腐败,就能通过公平的社会分配政策,消除贫富悬殊,实现人民生活状况的好转,这一假设是建立在稳定的国家秩序和国力增长的前提上的。而国力的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秩序和发展环境,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提供保障,即福山所言的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任政府”[3]429三大要件,而输入民主后的西亚、北非这些国家均失去了这些要件。于是,西亚、北非各国出现了民主救赎梦想的破灭。

在西亚、北非,民主救赎的溃败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西亚、北非自身内部条件遭到破坏,即对象国的物质增长环境缺失,国家无力实现输出民主所声称的目标。“阿拉伯之春”后,西亚、北非的这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国家发展失去了依托,完全丧失了物质保障能力。另一个是西方民主自身的本质问题,即植入西亚、北非诸国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排他性、分裂性、扩张性民主,这种民主制度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因此,在这两个条件相互作用之下,对象国必然出现民主溃败。


二、输出民主救赎目标内部条件的破灭

诚如上述,在西亚、北非爆发“阿拉伯之春”的这些国家中,普通民众利用民主权利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基本生活欲求,而非学理上的民主精神、民主价值等目标。实现这一切,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国家能力以及物质增长的前提条件。可是,输出民主却破坏了西亚、北非的内部发展条件。

首先,输出民主破坏了稳定的发展环境,摧毁了物质欲求实现的前提。“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对象国尚能依靠权威(西方民主将它蔑称“专制”“独裁”)维持社会的稳定。“阿拉伯之春”后,所谓的“专制”权威被推翻了,政治、社会秩序失去了稳定支柱。西亚、北非原先就存在内部矛盾的要素,如宗教信仰冲突、文化冲突、族群冲突、社会不平等压力等。随着权威的消除,各种利益派别被搅动起来,纷纷进入政治领域,寻求利益空间,在“别有用心”那部分人的挑唆下,纷争不断,矛盾、冲突加剧。于是,整个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替不断。经济发展失去了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保障和有利的发展环境支撑,输出民主救赎承诺的物质前提也就丧失了。

其次,政治表达渠道完全堵塞,输出民主破坏了民众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众所周知,对象国民众缺乏政治权利,政治参与、表达通道堵塞是西方煽动民众、发动“阿拉伯之春”的借口。这里暂且不论这些鼓动者们所宣称的情况是否属实,即便这种情况存在,虽然原先的政治通道狭窄、闭塞,但尚存一定空间和基础。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者至少还会利用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形式来了解民情、满足民意。例如,在埃及,有学者指出,即便被称为独裁的“穆巴拉克时代,随着多党制的初步实践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进程,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4]181。穆巴拉克还推动了“司法权力独立化”[4]181,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释放萨达特时代遭到囚禁的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政党成员,诸多反对派政党相继重返埃及政坛”[4]182。毫无疑问,这些通道成为了民众和不同派别的政党、团体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可是,当这些所谓的“专制政府”被推翻后,国家的政治表达渠道反而名存实亡。因为过去的权威倒塌后,意味过去的法律和秩序随之坍陷,而新的政治权威、政治秩序、法律体系并未得到确立,政治认同失去基础。于是,在“阿拉伯之春”中“曾经的政治同盟者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斗争激烈甚至反目成仇,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给未来的政局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5]96。一旦各方出现矛盾,利益得不到满足,“阿拉伯之春”中推翻旧政权的手段将继续被各派力量用来对付新的政权,甚至手段更加激进,出现暴力或武力冲突。政治表达渠道也由狭窄变为失效、名存实亡,国家必然陷入骚乱和冲突。因此,对象国的民主溃败是自然而然的。

再次,输出民主之下利益纷争不断,政局动荡,危及到民众的生存权。“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西亚、北非政治、社会持续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困顿。例如,突尼斯经济发展倒退,矛盾突出,人心惶惶;利比亚各派冲突不断;埃及政权几经更替,军人干政,政局动荡;叙利亚战火连天,政权不稳。很显然,持续动荡的政局必然导致政治、社会失序,经济发展受挫,民众生活失去保障。同时,西亚、北非许多国家长期存在着突出的宗教、族群、文化等冲突,在国家失序的状态下,各政党、各利益派别的利益冲突加剧,整个国家将陷入更加混乱、困顿的局面。这势必危及到民众基本生存权,危及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难民问题的凸显就是最好的例证。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15年12月29日,“共有100万零573名难民和移徙者经由地中海和陆路抵达希腊、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以及塞浦路斯等欧洲国家寻求庇护”,“数据显示,今年逃离至欧洲的人中一半民众是逃离战争的叙利亚人,20%来自阿富汗,伊拉克人占7%”[6]。显而易见,输出民主之下,西亚、北非的民众连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更遑论发展、增长、幸福等其他基本价值,输出民主的溃败已为现实注定了。


三、西方民主本质与对象国民主的溃败

输出民主打着民主救赎的旗号,实则另有所图。诚如上述,输出民主救赎的逻辑基点是:西方民主是医治西亚、北非“独裁”的“良药”,它能够带来和平、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种种价值。然而,这剂所谓的“良药”其“医治目标”不但未能实现,反而致使这些国家“病体”恶化。病理的逻辑告诉我们,这一定与西方民主这一剂“药物”有关。事实上,西方民主根本不是什么“良药”,相反,它是一剂加剧西亚、北非分裂、冲突的毒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排他性、分裂性、扩张性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首先,西方民主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设计,个人主义崇尚利益至上,是社会分裂的根源。西方民主自称缘起于古希腊民主,复活了古希腊的民主精神,然而古希腊民主是一种讲求公共精神、公共意识的直接民主形式(虽然仅是奴隶制民主),西方民主却是建构在个人主义权利基础上的。西方民主的这种个人权利来自于自然权利的假设。洛克认为,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是相互独立的,可以自由地追求和实现财产目标,任何个人和集体、国家均不能以任何名义加以剥夺。因此,在洛克看来,人“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7]77。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

于是,人即便是加入政治社会,也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孤立的个体,没有任何公共性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些孤立的个体不免因为个人利益而冲突不断,因而人与人又是一种紧张的权力关系,霍布斯把它描述为“丛林”社会。为了防止丛林式的争斗,维护个人安全,霍布斯认为个人的权利应交由国家这一强大的“利维坦”。由此看来,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均将自由主义民主立基于个人主义、个人权利的假设上,这种民主是一种分裂性的个人主义民主。朗西埃干脆把它称之为“民主的个人主义”[8]28,他认为“政治由此已屈服于一种由消费主义个体的独特法则所治理的社会形式”[8]24。如此看来,西方民主一开始就是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石,政治社会是一个由充满着物质利益至上、分裂性的个人组成的政治集合体,民主则是个体用形式平等的政治权利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西方民主完全丧失了民主的公共精神,背离了古希腊民主的实质。对此,卢梭早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人民主权”和“公意”的思想,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公共性的缺失。在他看来,真正的民主应是“公意”的实现,而充斥着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至多是“众意”的集合,“公意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9]35

个人主义是西方民主的逻辑基础,也是政治和社会紧张、冲突的根源。西方民主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立权利的行为人,权利就是自我利益偏好的集纳和表达,凭借相互分离的个人权利,人们可以自由、平等地进入政治领域,实现利益的表达。自由主义民主崇尚的是相互孤立的个人权利,国家或共同体排斥了共同责任、共同意识和公共精神,政治社会是孤立的个体实现利益的场域。因此,民主就是充满着个人主义权利意识的个体的权利运用,也是在政治领域中个人利益的表达形式和实现形式。选票就是利益偏好的表达,也是“众意”的晴雨表。凭借着民主权利,个体可以在政治领域进行利益的调节、平衡、修正,也就是围绕着权力和权力背后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权力的确立就是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在政治社会中达成利益交换的结果,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实现。

在这之中,民主似乎披上公共权利的外衣,行使了公共权利的名义,但却浸润了个人主义和私人利益。国家虽然以整体形式出现,然而掩藏在国家之下的是一副利益冲突的个体相互博弈的图景。按照巴伯的观点,自由主义民主有3种倾向:无政府主义倾向、现实主义倾向和最小政府论倾向,但是无论何种倾向,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均是个人主义,人是“自利的原子”,“政治都不过是在审慎地服务于经济人,即仅仅追求物质幸福和人身安全的人”[10]21。民主政治被当作“动物管理的政治”,“自由主义民主看起来已经被塑造成动物园的形象”[10]22,民主社会充满了“丛林世界”,充满着各式各样自利的“动物”,在利益驱动下,自利的原子互相争斗,社会冲突不断。因此,巴伯认为,“作为一种欲望的动物,或者作为一种理性的由契约对欲望进行规定的动物,自由主义式的个人看起来并不能承担想象中的重任。自由变得与自私自利难以区别,并且由于冷漠、疏远和道德沦丧而变得腐化堕落;平等变成为市场交换”[10]25,如此种种。自利的、原子化的个体将政治社会变成丛林关系,西方民主完全缺失了公共精神和公共责任,其所塑造出来的权力世界和政治社会必然充斥着紧张、冲突和分裂。

其次,西方民主推崇精英统治,阻碍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偏好表达。西方民主实行的是代议制,“它是一种寡头政治形式,是那些有权掌控公共事务的少数人大代议制”[8]57。财产权是个人主义民主的核心,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民主本质上维护的是财产的权利,即资本的权利。于是,“民主的个人主义符合了两个命题:资产所有者的经典命题(穷人总是想要更多),以及优雅精英的命题——有太多的个体,太多的人们要求享受个体特权”[8]31。由此可见,在资本的逻辑之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民主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为他们担心个人主义的政治权利(普通民众),认为它会带来所谓的“多数的暴政”“平民的统治”,换言之,自利的个体会危及到资本的地位,会利用政治权力实现社会平等,危及资本的利益。因此,西方民主极力限制平等的政治权利,忌讳公民的政治参与,推崇精英的统治。这一点清晰地展示在西方民主演变轨迹之中。西方民主刚确立时,它便利用财产、教育等条件限制民众的选举权,防止民主政治的出现。普选权到来后,又设计一套宪政规则、选举制度等来限制民主。朗西埃认为:“美国的建国者们,以及他们的法国跟随者们,都准确地看到(代议制)实际上意味着精英掌权,代议制在人民的名义下被迫承认人民的权力,但除非它破坏这一最终的统治原则,否则它就无法行使权力。”[8]57由此可见,“代议制民主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过是借助形式民主(选举)而完成的少数人专制,因为代议制民主之下,大部分的人被排除在政治参与、政治决策之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尖锐地指出,“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9]121

代议制度堵塞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势必堆积矛盾,激化冲突。西方民主通过选举授权,保证了政治精英对权力的垄断,政治过程变成了精英的决策过程,政治精英的意志成为了公共意志,公共领域日益成为统治者的私人领域。而且,资本利用其力量控制了权力产生,也控制了政治领域和政策过程,权力成为资本的权力,公共意志也成为了资本的意志。于是,政治领域日益私人化、资本化,并与普通民众隔绝。同时,随着资本和金钱对选举授权的控制,普通民众连形式平等的选举权也成为虚化的权力,普通民众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的权利,也丧失了利益表达的空间。这势必加剧民众对民主和权力的不信任感,资本与大众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堆积,社会冲突也将日益扩散到政治领域,演化成一幕幕民众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因此,西方民主崇尚精英统治,必然阻碍民众的政治参与,堆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

再次,西方民主推崇选举民主,将加剧权力争斗,破坏社会统一。利益分化和分歧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政治权力是利益表达、分配的实现形式,民主作为一种权力的产生和分配的政体形式,必然牵涉到利益分配、冲突调整问题。但是,西方民主把民主等同选举,把权力分配、利益调整和表达寄托于选举或竞选这一唯一的形式上,必然会加剧社会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因为奉行“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排除了他者,它所产生的权力是一种排他性权力。于是,形式上这种选举貌似集纳了选民的利益偏好,实质上却是部分选民利用选票把表面上符合自身利益偏好的代表推入权力领域,进而保证这部分精英合法地获得权力的垄断权这里仅从理论上论证精英是某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代表,暂不从事实上阐述这部分获得权力的精英本质上是资本利益的代表,并可能形成政治精英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失败者则被完全挤出权力和利益的表达空间。同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民主本质上推崇的是排他性权利,前者与后者结合,必然产生严密的、封闭的排他性权力体系。只要选举和竞选是政治参与的唯一渠道,只要赢得选举便能垄断权力便能垄断政治决策、公共意志的话,那么不同的阶级、阶层、团体、个人便会把所有希望完全聚焦在选举上,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必然汇集在选举上。失去了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的大量派别、团体、个人便会产生政治不信任感和不妥协精神,这种不信任、不认同、不妥协的精神必然要随着权力和利益的运动而激化,危及政治和社会的统一,特别是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又无处排释时,社会冲突就会不断爆发。

由此可见,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民主是分裂性、排他性的制度设计。以精英统治为特点的代议制和提倡赢者通吃的选举授权,将权力紧紧地收缩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天然地制造权力的垄断。当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与崇尚选举授权和精英统治的代议制结合起来,一个完美的分裂性民主就成型了,随之而来的是充满着自利的、孤立的、物质至上的个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在这种分裂性民主之下将日益加剧,政治与社会随时面临崩溃的威胁。


四、分裂性民主与西亚、北非输出民主失败的耦合

当把个人主义政治权利(选举权)与政治参与画上等号,当选票被自利的个体视为有权决定和制约统治者以及表达利益偏好的最佳工具时,西方民主的输出逻辑已经美化好了,在西方国家繁荣和强大的虚幻外表的支撑下,已蓄势待发。这对于长期政治参与通道堵塞、贫富差距扩大、腐败问题丛生的国家和人民尤其具有诱惑力。在西方民主的诱惑下,在西亚、北非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吹之下,输出民主的战略成功地在西亚、北非推行开了。于是,这种分裂性民主与西亚、北非的分裂式社会土壤很快结合起来,带来了分裂的、动荡不安的社会图景。那么,为什么分裂性民主却未造成西方发达国家的分裂呢?原因很多,其中有两个关键的要素不容忽视。一是西方先在的物质发展水平(这种高度发达的物质发展水平得益于对他国和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二是公民对宪法法律及制度、对权力及其这套权力产生规则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是依靠比他国更高的物质生产力水平支持,靠榨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维持的。

于是,分裂式的西方民主天生具有侵略性和利益攫取性本质,必然需要民主输出、控制他国。因为西方民主的这种合法性认同是建立在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这种发达的物质基础必须依靠资本对国内和他国的剥削来实现,这就决定了西方民主必然具有侵略性、掠夺性的本质,西方国家的发家史证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内通过剥削本国人民,对外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剥削和掠夺他国的财富来实现。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871。其所掠夺的财富在满足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者自身享受的同时,还以选举庇护的方式,让民众得到一定的物质利益,以此来巩固其统治地位,构筑合法性认同,也因此获得了制度的话语霸权。因此,西方民主既是分裂性民主,更是侵略性、掠夺性民主,西方输出民主战略既是巩固自身制度合法性的战略,也是扩张性、侵略性、掠夺性的战略。这就是输出民主肆意横行的外部因素,也是对象国民主溃败的外部要素。

迷恋于西方民主的虚幻外表,无视自身分裂型的社会现实是对象国民主溃败的主观原因。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一直以来存在着宗教矛盾、文化冲突、政治参与通道不畅、贫富差距、腐败丛生等社会问题,整个社会是一个脆弱、分裂的社会。社会矛盾的长期存在,民众又缺乏政治参与机会和利益偏好的表达空间,造成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对制度的不认同,对利益分歧的不妥协、不包容。民众的这些躁动意识极易被煽动和挑唆。按照林茨的看法,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至少需要3个条件:一是各政治行动者均不会将重要的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政体;二是绝大多数民众都坚持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三是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力量和非统治力量都服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并且习惯于在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12]6。而这一切,无论是输出民主前还是输出民主后的西亚、北非各国均不具备,当崇尚个人主义的分裂性民主移植到西亚、北非这一分裂型的社会土壤上,在物质利益和利己主义推动下,对象国民主溃败的条件已经内外兼备,失败是必然的。


五、余论

虽然西方国家将自身的民主制度鼓吹成“普适价值”“制度的灯塔”,然而,对象国的现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当前,“阿拉伯之春”给西亚、北非带来了政治动荡、社会冲突、战火不断、难民问题横生等悲惨境况,对象国之所以出现这些困境,根源在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于西方国家实施输出民主的手段,因为西方民主本质上是排他性、分裂性、扩张性的制度设计,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决定西方国家采取侵略性、掠夺性的手段推行其政治制度,这样的政治安排必然会使移植了这一制度的对象国陷入社会分裂、政治动荡的困境之中,出现民主溃败。西亚、北非要摆脱当前政治发展的困境,只有放弃幻想,依赖自身的力量,走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有出路。

放弃对西方民主的幻想,剪断分裂性民主与西亚、北非分裂社会的耦合。放弃对西方民主的幻想,意味着开启新的道路探索,开始新的政治选择。也只有放弃幻想,剪断分裂性民主与分类型社会的耦合,西亚、北非才能结合自身实际,有序地拓展民众政治参与空间,排释社会压力,缓解社会冲突,推动政治发展。

放弃对西方民主的幻想,意味要铲除输出民主蛊惑的温床。输出民主倘若只获得一小撮噬权夺利的政客的支持,难以掀起波澜。蛊惑民心是西方输出民主肆意横行的关键。问题的症结在于,西亚、北非不少国家的政治参与渠道堵塞,民众的利益表达无处指靠,生活境况堪忧,于是民众把输出民主的蛊惑当作救命稻草,然而却事与愿违。因此,对于西亚、北非而言,明智的选择应是,牢牢植根于民众,把握发展惠及民生这一根本,铲除输出民主蛊惑的温床。

放弃对西方民主的幻想,还意味着要有效地遏制输出民主蛊惑的切入点。专制、腐败、贫富悬殊等是输出民主蛊惑的切入点。毋庸置疑,专制、腐败问题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恶果,也是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之一,三者结合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减损了政治认同,加剧了政治极化。诚如马钟诚所言:“假如出现经济分配两极分化、腐败泛滥、民心党心涣散等社会肌体本身的问题,即使执政党在知识分子和舆论媒体上能够有效把控,但仍然会丧失民心,敌对势力仍能够通过地下行动、秘密行动掀起巨大的风浪。”[13]122因此,铲除民主幻想的温床,挽回民心,应抓住根本,找准切入点,才能有所作为。有理由相信,随着政治参与途径的畅达,民生问题的稳步解决,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自信力也会得到提升,一个稳定、包容的社会将更易达到。

当然,对于西亚、北非而言,社会分裂诸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摆脱这些困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迷恋西方民主的救赎只会让境况更加危恶。相反,放弃输出民主救赎的幻想,集中精力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高国家实力,惠及民生,才能使西亚、北非摆脱困境。毕竟,世界是多样的,各国的发展道路也是多样的,这才是政治发展的常态。

参考文献:

[1] 从“突尼斯榜样”到本·阿里下台[EB/OL].(2011-03-20)[2016-12-0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20/c_121204953.htm.

[2] 卫建林.乌克兰动荡对国际安全战略问题的启示[G]//《西方民主怎么了》编写组.西方民主怎么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3]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 哈全安.西亚国家史610—2000埃及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5] 邵峰.“阿拉伯之春”论析[G]//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阿拉伯之春”面面观.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

[6] 难民署最新数据:2015年抵达欧洲的难民和移徙者突破百万[EB/OL].(2011-03-20)[2016-12-02].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88.

[7] 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8] 雅克.朗西埃.对民主之恨[M].李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9]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彭斌,吴润洲,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孙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13]马钟诚.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恶果及“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概率[G]//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阿拉伯之春”面面观.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魏艳君)